“不断做强做优做大我国数字经济”，是习近平总书记对我国数字经济发展提出的原则要求，涵盖了数字经济发展的质量、结构和规模三个维度，锚定了我国数字经济发展有机统一的三个目标。无论是提升质量（做强）、优化结构（做优）还是壮大规模（做大），要加快发展数字经济，关键路径在于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的“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

党的二十大报告在明确“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的同时，提出加快建设数字中国、加快发展数字经济，为今后我国数字经济推进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

在经济发展全局中，数字经济所处的位置进一步明晰。

数字经济正成为“底座的底座”

在“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方面，二十大报告提出，要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强调“加快建设制造强国、质量强国、航天强国、交通强国、网络强国、数字中国”。

短短一句话，包含了六个领域的产业战略，都是发展实体经济、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具体支撑。这些领域看上去是并列关系，但在表述上有着细微差异。前五个领域，制造强国、质量强国、航天强国、交通强国、网络强国，无不以“强国”为后缀。唯有紧跟其后的数字中国例外，最终用的是“中国”。对于其中深意，我们可以由浅入深从三个层面来理解。

第一个理解层面：这是正视我国数字经济大而不强、与数字强国差距较为明显的现状。根据2021全球数字经济大会以及信通院数据，我国数字经济的规模已经连续多年位居世界第二。当前，我国网民数量、数据资源、数字化应用场景全球领先，市场潜力巨大，与此同时，我国数字经济还存在大而不强、快而不优等问题。尽管我们培育了一批数字经济战略型企业，但与全球第一数字强国的美国同类企业相比，更需加快追赶步伐。也就是说，想成为数字强国更应谋定后而动，先努力做好自己，从数字中国做起。不过，鉴于其他几个领域同样有大而不强等共性，这个层面不足以说明个中差异，还要重点从以下两个层面来理解。

第二个理解层面：这是区分中国在不同领域扮演的角色，从跟跑者、并跑者再到领跑者。前五个领域中国是跟跑者，最多是并跑者。在这些领域，国际上已有强者占据领先的标准和模式。制造强国、质量强国、航天强国、交通强国、网络强国，分别是德国、日本、俄罗斯、美国、英国走过的路。而在数字化领域，中国不仅是全球数字化用户领先国家（截至2022年6月已有10.51亿网民），还在2021年超越美国成为全球数据生产量最大的国家。数字经济是全球产业竞争的制高点，中国有机会在这个新赛道上，换道超车、蹚出自己的路，从并跑者跃升为领跑者，制定数字经济的中国标准、中国模式。因此在战略上强调是“数字中国”。

第三个理解层面：这是对中国式现代化底座的有机概括，数字中国是这些底座的落点。数字经济发展不仅为中国带来实现换道超车的宝贵机会，同时为实现高质量发展和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实的数字底座。制造强国、质量强国、航天强国、交通强国、网络强国也在各自领域提供底座支撑。随着数字技术融入实体经济及千行百业，持续释放对经济发展的放大、叠加、倍增作用，数字经济正在成为“底座的底座”。从工业时代迈向数字时代是历史必然，也是最大的确定性，能兼容其他领域融合发展的莫过于数字化，由此，将数字中国放在众多产业战略的最后，作为各项强国目标的战略锚点和落脚点。

关于数字中国的表述，这三重理解本身并无对错或高下之分，逻辑上是层层递进的关系，对应了我国数字经济发展的基本现实及未来前景。而顶层设计不会仅从现状来命名或定义某个产业战略，往往更多关注其在全局中的角色定位和发展愿景，因此，后两个理解层面更具战略前瞻性，也更匹配“做强做优做大”的政策基调，应当作为今后观察数字经济发展趋向的一个认知起点。

“以数强实”持续推进数实融合

在进一步明晰数字经济角色定位的同时，二十大报告强调，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即数实融合），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

第一，正确理解和处理好“数实关系”。这是推进数实融合的前提。现在可以明确，实体经济是国民经济的顶梁柱，是发展经济的着力点，也是数字技术发挥用武之地的主战场；数字经济是融合型经济，是其他产业发展和各种资源高效配置的融合剂，同时也是助推剂、催化剂、增效剂。在数实关系中，实体经济与数字经济，其实也是一体两面的，当数实融合到达一定程度之后，传统意义上的实体经济形态，必然会转化为数字经济条件下的新型实体经济形态。作为“十四五”期间我国做强做优做大数字经济的重要任务，数实融合是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的协同途径、构建新发展格局和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持续推进数实融合，可以不断催生网络化协同制造、大规模个性化定制、远程智能服务等符合市场需求的新业态新模式，成为引领实体经济，特别是传统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的动力源泉。

第二，“以数强实”是数实融合的要义。数实融合的要义在于，通过数字化手段，大幅增强企业尤其是实体企业的竞争力，实现“以数强实”。放在更大的历史视野来看，当前产业数字化的大幕才拉开不久，数字技术和数字经济在促进创新、降本增效、深化分工等方面的作用，还远不能与蒸汽革命、电力革命等同日而语。但随着云计算、人工智能、远程交互等软硬件技术持续突破，“以数强实”将迸发更大能量，成为新一轮产业革命的驱动器。数字经济赋能效应明显，能有效推动传统产业优化资源配置、调整产业结构，实现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宝钢股份与宝钢工程携手打造的首个连铸数字孪生工厂，还有踏歌智行与中环协力合作打造的鄂尔多斯永顺宽体车无人运输项目，都是近年来“以数强实”推进数实融合的现实案例。前者通过构建一个虚实协同、综合集成的钢铁“工业元宇宙”，改变炼钢厂生产组织运行方式，打造少人、高效的数字孪生连铸产线示范；后者则在全国率先实现宽体车无安全员常态化作业，可按矿山调度指令在无人操作的情况下完成高精度循环作业，达到低成本、高效率的矿区生产经营目标。

第三，推进数实融合重在深挖应用场景。在对“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进行部署时，二十大报告还提到，要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融合集群发展，构建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等一批新的增长引擎。这事实上也是数实融合重要的技术来源、应用场景和产业阵地。以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为两翼，在“以数强实”的逻辑下推进数实融合，亟须进一步提升数字产业规模，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让数字科技企业更充分发挥自身在平台、技术、数据等方面优势，有效助力实体经济发展，赋能城市转型和产业升级。因此，推进数实融合重在深挖应用场景。例如“拥抱产业互联网”的腾讯2022年在成都启动了人工智能科创联合体，将发挥产业链协同、创新生态引领带动作用，在创新平台建设、基础研究、人才培育、数实融合应用场景等方面持续发力，为城市和区域发展迈上新台阶注入新动能。

高水平监管和开放促高质量发展

推进数实融合，发展数字经济，既关乎产业发展，也关乎营商环境。一方面，为传统产业模式带来重塑机遇，另一方面，也对政府监管和营商环境提出了全新要求。

第一，数字经济的新特性给监管带来新挑战。从宏观来看，发展数字经济需要投入更多新的生产要素，对传统要素之外的新技术、数据和人力资本提出了更高要求，如人工智能发展就有赖于算力、算法与数据的高度协同，同时对数字化人才有大量需求，这就涉及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新就业形态等涉及宏观政策应对的新问题。从中观来看，在发展数字经济的过程中，将不断催生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对政府监管而言也意味着新的挑战，无论是新业务市场准入，还是平台经济监管或数据要素治理，无不需要重构监管边界、建立新的治理规则，包括建章立制和提供制度支撑。从微观来看，数字企业有着诸多新的特性，从生命周期到经营成本再到其他方面，都与传统企业大异其趣。以电商为例，线上中小微商家无需场地就能开店，但又面临平台进入门槛及其他经营成本等新的约束。这些新情况，也成为市场监管部门日常应对的新内容。

第二，以高水平监管稳市场预期促行业发展。发展数字经济，不是不要监管，而是要以高水平监管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安全保障。换言之，“刹车”和“油门”都不能少。过去两年，在数字经济领域，数字平台经历了一场深刻的风暴式监管，政策意图在于优化行业发展生态，也取得了相当成效。不过，发展与监管的动态平衡对部门协同有着很高的要求，而现实中往往伴随一定的“合成谬误”，加之当下舆论对政策导向存在频繁误解，导致情绪化的声量远大于精准客观分析，不利于数字经济健康发展。因此，做大做优做强数字经济，很重要的一个环节，是要在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监管之间找到最佳平衡点。应在厘清方向、明确预期的基础上，针对行业关切，做好政策指导和舆论引导，为持续推进数实融合、加快发展数字经济和建设数字中国，进一步提供更为市场化、法治化的保障。当务之急在于，尽快化解行业对未来前景的担忧。而解开“心结”的关键在于，相关部门加快落实中央明确提出“要推动平台经济规范健康持续发展，完成平台经济专项整改，对平台经济实施常态化监管”的有关要求，集中推出一批“绿灯”投资案例，进一步明确政策信号，稳定市场预期，促进行业发展。

第三，以激励平台创新提升数字经济新优势。从政策和舆论出发，应对促进数字经济发展的行业案例予以肯定和激励。以互联网平台为例，阿里在芯片、云计算等算力基础设施的拓新，腾讯在人工智能、数实融合、科技投资等方面的努力，百度在人工智能、自动驾驶、智能交通、量子计算等领域的深耕，这些平台的创新探索为提升我国数字经济新优势所发挥的作用不可忽视。值得一提的是，近期联通与腾讯合作引发关注并被外界误读，背后有两个层面的缘由。一是近些年混合所有制的推进受到市场关注，而数字科技平台有着庞大的用户群和较强的盈利能力，包括国有资本在内的各类资本参与投资是符合市场逻辑的，有利于风险共担和红利共享。二是片面市场情绪和自媒体追求流量，扭曲和放大了对企业正常市场行为的过度解读。而事实上，二者所属公司成立的合营企业，将主要从事内容分发网络和边缘计算业务，这是数字技术的两个应用场景。该合作有望发挥双方在资源、技术、机制等方面各自优势，扬长避短，形成合力，从而提高业务聚合度，加强客户价值渗透，拓展所在行业的产业链条。如果站在国企和平台企业携手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加快建设世界一流企业的角度来看待，这既代表了数字经济的具体应用方向，也是产业界共享创新的有益探索。

第四，以高水平对外开放拓展科技创新空间。推进数实融合，发展数字经济，需要政府在稳定市场预期的基础上实施高水平监管，与此同时，也需要进一步为行业高质量发展营造高水平开放环境。当前国际局势下，我国在一些关键核心技术领域被“卡脖子”，这就要求包括数字经济在内的各行各业，积极推进科技自立自强。在此过程中，必须遵循科学规律和市场规律，正确处理好科技创新与对外开放的关系，坚持高水平对外开放，发挥我国巨大消费市场在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中的作用，在扩大开放中强化自主科研。以高水平监管提供持续保障，以高水平开放拓展创新空间，我国数字经济将更加蹄疾步稳，迈向高质量发展。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面向未来，我们要站在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高度，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发展安全两件大事，充分发挥海量数据和丰富应用场景优势，促进数字技术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赋能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催生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不断做强做优做大我国数字经济。”